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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高級人文研究院院長杜維明:新儒學與中華文明復興

非常謝謝王先生的介紹,各位領導、諸位嘉賓、各位參加今天全國企業文化會的朋友們,我感到非常榮幸有難得的機會在中國企業聯合會和中國企業家協會共同舉辦的盛會上和各位企業的領袖和精英進行交流,這是一個難得的學習機會,所以我會保留時間跟各位交流互動,請大家為我所交流的報告可以發問。5年前我在山東濰坊參加了儒商和臺商的企業年會,當時做報告的幾乎企業領袖和學術界的人士。我覺得非常驚訝也非常高興,他們發言的基調是傳統文化的復興,特別是儒家復興要靠企業家,他們的論據很有水平,其實在學術界從事儒學研究的人數非常多,1985年我再北京大學開了一個儒家哲學的課,當時大半參加的同學表示儒學基本是批判的背景及很難正面肯定,現在有很大的變化,從8—13歲的少年有1千萬以上就已經能夠背誦部分的叔詩書了,關于《論語》,大學中庸,特別是易經,除了一般的漫畫和小說大概以儒家經典流傳最廣,當然也包括老子、莊子和佛教。可是,這個復興的過程在中國大陸是一個非常艱巨的過程。我的題目是新儒學與中華文明的興起,但是首先大家覺得有點驚訝,我希望大家從現在開始不要再說新儒學,更不要把我作為新儒學的代表,理由很簡單,提出新儒學主要是在中國大陸非常重要的研究計劃,就是1987年各地組織的海外新儒家,有18個院校,47個教師參加,經過他們的研究,現在國內新儒學研究非常頻繁,主要在五四前后,有10位已經過世了,為什么我不希望用新儒學呢?因為如果你們用新儒學,有很多學者說他們是后新儒學,也有不少學者說他們是新新儒學,就像日本在前一段時間用的新人類,現在可能是新新新人類了,所以最好不要用新儒家了。一講新馬上說什么是新的,我們沒有新佛教、新伊斯蘭教、新印度教也不要說有新儒教,我喜歡用一個名詞儒學第三期發展,它的前景如何這是打問號的。你說儒學第三期發展,新儒學本身是相當模糊而沒有科學性的觀念,意識形態的內容比較多一些。
    為什么說儒學第三期發展?我的理解這是非常簡單的但是可以概括的,儒學第一期的發展是從屈服于地方文化或者州縣孔孟之鄉,逐漸經過好幾世紀的努力,成為中華文化的主流,這是第一期,大概從公元前6世紀到公元后2—3世紀,在這個時候,有一些中華民族的精英沒有錢、沒有權、沒有影響力,但是通過長期的道德教育的努力,就是人如何轉化?人如何成為一個真實的人?成為一個有意義、有價值、逐漸對社會能夠服務的人這是核心!怎么樣使中華民族當時的精英、政治精英、社會精英、文化精英逐漸對道德教育有新的體會,所以儒學基本是倫理學,要有入世和轉世的精英,受到各方批評的過程成為中國民族的主流,因為佛教對中華民族影響太大了,道教復興有相當長一段時間儒家在中華民族精神世界中扮演的角色都是不是特別突出,儒學復興大概是從11世紀開始。這個復興我叫第二期發展,從中華民族主流思想之一成為東亞文明的體現。這個地區我們今天叫儒教文化圈。值得注意的一點就在1972年,日本有一個學者很有名,他提出儒學正好在文革時代在北京大學發表演講,他說假如如貴思想界對儒學進行強調的批評和摧殘,我們日本的儒家學者要加倍努力。所以日本儒學發展是斷根的,今天真正體現儒家價值的社會就是越南。我在1985年做過一個調查,根據聯合國對于儒家基本價值的認同,從這個角度來研究,五個地區,一個就是漢城、一個是東京附近的仙臺,然后是香港和臺北,然后是上海。結果非常明確,大家知道這是1985年改革開放有幾年了,真正體現儒家傳統最突出的是漢城下來是東京和仙臺再是香港和臺灣再是上海。上海和前面講的地區距離非常大,前面多少是認同儒學的,而上海是反儒的,這是一個現實。所以儒學第三期的發展從鴉片戰爭以后,儒學受到非常大摧殘,到現在170多年是真正的沒落期,幾乎要在中華民族文化傳統中被消解了,被開除,現在往前看,我們講的第三期儒學能不能走出東亞進入世界。
    我基本從事儒學研究,我小學5年到大學畢業到國外學習,在1949年離開大陸,1980年在北京師范大學學習研究,我也做了人文研究的學社。我這10多年做的工作就是培養中國大陸中青年對中國的傳統文化研究這方面的學子。北京大學、新華、人大、社科院、復旦大學、華南大學、中南大學、武漢大學、四川大學,每個大學甄選出20位在全國各地最權威的精英邀請他們到哈佛從事一年的研究,所有的費用,包括生活費每個人要5—7萬美金,我們支持了很長時間,后來我把這個力度擴大,現在在各個大學在各個不同領域作為學術領導人的比例很小,但是有象征性,所以每一個精英大學,他們做的工作很值得大家研究。學術界的研究有的是非常專業,可是它影響相對是少的,離不開象牙塔,政府也在推動儒學,在世界上大概有300個孔子學院,主要教漢語,也開始講文化做儒學研究,大概有800個叫做孔子學堂,教中學生的,但是這個力度還是很小的,如果說現在中國有一人每天早上在念英文,美國如果有300人,你再學習中國人就很不容易了,這個力度看起來是非常薄弱的,海外在韓國、日本、越南的胡志民(音)常常提到孟子的浩然之氣,他自己的形象也有點像中國傳統儒家的形象,美國從40年代二戰以后研究儒學力度非常大,主要在學術界,一代一代知識精英的培養。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在中國今天儒學復興的時候中國知識精英能夠進入人文學的不多,在人文學里多半是學外語,或者企業管理,學文史哲的很少,中文系有人,從事歷史和哲學研究的特別少。在整個國家、社會對他們的支持的力度是非常薄弱的。他們生活非常儉樸800、或者1000元人民幣維持他們基本的生活,基本住在學校的有40到50人。現在我們資金很熊厚,國內支持人文學最大的項目常常是10幾個從事研究的人來分享,給你一個簡單的例子,從事漢學研究,德國的漢學研究一位我熟悉的朋友他最近告訴我他得到了1000萬歐元從事中國文化的研究,集中討論中國文化的“命”怎么去理解。我們給80萬人民幣。過了半年一年就要驗成績。在這個過程中,值得注意的是儒家的傳統中國民族源遠流長大傳統有三個特色;第一是非常寬容的文明。也是一個對話的文明,同時也是學習的文明,說它寬容就是說三教長期在中國是互通和平共存的。也就是物武士道,從元代到明代基督教、伊斯蘭教傳入也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基督教是從利瑪竇從17世紀初就傳到中國,現在國家五教要和平共處,受到儒家文化影響的地區,縣日本、韓國等宗教比較寬容,日本的神道,日本基督徒很少,佛教有1000萬人,不管基督教和佛教你基本價值是屬于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不僅源遠流長,而且是跨文化,各種學科,你不能從哲學領域研究儒家,要從歷史、人類學、心理學、政治學從各種經濟學來了解,因為它的范圍特別廣,它是在世界上來說涵蓋性最全面的人文精神。這個人文精神正因為它在中國扎根了,所以中華民族能夠由古而今和儒家有一些關系。又有古又有今,而且歷史繼承性非常強的就是儒家。任何一個朝代如果把前面朝代滅了它有責任把前面整個朝代歷史讓它轉起來。這個歷史不是完全狹隘政治的行為,是把前一代所有的人物之都,不僅講朝代、大臣,還有列傳,要把前一代整個歷史發展記錄下來。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所支持最大的項目超過一億以上的人民幣就是青史的研究,現在還是遙遙無期,因為掌握的資料要非常多,而且要懂蒙文、藏文、滿文,這個工作非常大,現在還在做。這個文化沉積性,繼承性最強,我們不管是觀音制度還是哪一種社會組織、經濟的發展,乃至科學技術的發展都是先進的。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在17、1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出現了,一直影響到現在,啟蒙運動最主要的幾個大的思想家,比如說伏爾泰等全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是通過利瑪竇把儒家基本典籍翻成拉丁文,當時法國學者、英國學者最好的學者對儒學進行研究。伏爾泰每到春天用兩個道是要來崇拜的,一個是西方文化;一個是儒家。道在1948年文化人類學塑造人類文明最重要的四大典范人物第一位是孔子、第二是蘇格拉底。 中國文化是儒家的傳統,即使在鴉片戰爭前期,中國貿易經濟力量是世界的1/3,中國和英國雙邊貿易中國全部是順差,因為英國要中國的絲、要中國的茶葉、要中國的農產品,而中國完全不需要英國的任何東西!在1839年以后一碰撞滿洲帝國崩潰,那么大為什么一碰撞就崩潰?一個原因是無知,斷交以后沒有聯系超過100年,西方19世紀突飛猛進,工業化等所有價值,自由、理性、人權、市場經濟的發展乃至大的企業的發展,影響比較大,中國對它一無所知,還是老大帝國的傲慢,無知加傲慢,這就是我們的現代史,各位應該注意傳統的所代表的源遠流長的儒家文化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并不是儒學的使者,因為孔子對周公、對堯舜禹都非常尊崇,以前因為顧頡剛幾位學者認為以前中國發展是沒有歷史事實,所中華民族歷史不算太長,但是現在很多的出土文物,很多的典籍,都和孔蒙之間儒家文獻有密切關系。儒家傳統的開始是在孔子之前差不多1000年就開始了。中華文化印度化,好幾百年的發展,形成中國的特色佛教。這個過程使得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有所擴展,中國的朝代的發展,繼承性很強,但是也有很多鍛鏈,魏朝時期漢族是被邊緣化的,在過去1000年以前從宋代特別是南宋16州都在中國人手里。到了原代中國大地由蒙古所控制,到了明代西北地區中國沒有辦法,只有在清代是滿洲時代,主要是多元文化多元宗教、多元語言的社會,所以當時流行官方語言是四種;最重要是滿文、漢文、蒙文和藏文,所有的文獻四種語言,這個變化到今天,假如說我們今天的民族不是清代,而是明代的民族,那我們的民族很多,其實都是在其他的少數民族。更值得注意我們在鴉片戰爭1839年有170年歷史,我們的歷史是斷裂的,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中也是罕見的,日本沉積性和韓國沉積性和中國大陸形成鮮明對比。社會和文化的變動非常全面,整個社會像經過大地震一樣重新組合。改革開放到今天,我剛才也提到了還有1989年的大悲劇,從歷史形態考慮它是大動亂,所以這個改變是太難了。那么大的改變形成了什么樣的情況?我們在海外只要從事文化研究的人,我們的文化傳統和我們的傳統文化已經隔絕了。我們心里面,我們身心、我們意識形態、我們價值理念積淀最多的西方文明,歐美一些西方文明得經過俄羅斯、要么西化要么俄化,在中國一段時間,英文學的很早,包括我們現在領導人那代學俄文到東歐遠遠高于到歐美學習的多。我們現在只要有反思的知識分子,再加上反傳統,現在要復興文化的積淀,不是地質學的積淀是化學,因為化學中間變化非常大,所以我們的情緒深刻的不要說是層面,有意識甚至下意識的情緒,有的是對傳統強烈的批判,有的是對傳統強烈的認同,有的對西方文化強烈抗拒,有的對西方文化強烈的接受,每個人的情緒和心態都是根深蒂固的。我們從五四以來出現很特別的現象,我們說繼承五四,五四的知識精英,包括現在最熟悉的魯迅,像陳獨秀基本是強烈反儒學,但是毫無疑問,每一位不管思想是極左還是極右都是愛國主義。為了中華民族那時候叫保國,那時候是強烈的愛國主義,同時是強烈的反傳統,出現這樣的現狀,塑造我們這個民族,使我們成為今天的東西我們都不要。特別是影響我們最大的儒家傳統我們要徹底摧毀。
    西方我們不是很了解,我不了解的希望能夠得到。你如果做一個個人你可以想像,你的心態是什么樣的心態!當時出現一個策略,使我們恢復傳統文化,面對西方挑戰和面對全球化不知何去何從,不知道應該怎么走,是什么樣的大問題?以儒家傳統和西方文明的精華來比。西方是科學、民主、自由、人權,中國代表鴉片煙,續妾,阿Q,你以阿Q對西方最了不起的大哲學家康德,你能比嗎?這種情緒我們可以理解有強烈的愛國主義情緒,而強烈的反傳統。我們需要向西方學習才能活下去。因為這個原因馬克思主義才能進入中國,有各種方面的原因,有思想方面原因等。在思想哲學的原因上,因為愛國主義它是強烈的反西方,反帝國主義,強烈的愛國主義必須要向西方學習,又要學習又要反,居然在1917年由列寧代表的革命,代表西方文化的推進,這是向西方學習非常好的典范。同時又是強烈的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所以在五四的時候,知道什么叫做共產黨或者以共產黨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太少了。當時影響中國有羅素所代表的經驗主義,有無政府主義、生命哲學,你知道嗎?巴金是了不起的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家。今天我們很多的名詞、政治、社會、文化、宗教都是外來語言,包括經濟。我們不會想到經濟就想到儒家傳統要把整個社會從一個貧窮的社會變成小康和富裕,只有使一般人生活能夠維持才講道理,人要存活下去,能活下去就是尊嚴,所有儒家道德說教都是對領導人,很少對老百姓,你不要對老百姓要求什么,你就是好好生活,你越有影響力你第一個就要以身作則。現代我們看170多年斷裂太厲害了,所以我們要復興。企業界不像學術界和政治界,在企業界整個視野雖然寬闊,各位從事企業的可以出國,或者在國外沒有綠卡的,或者自己隨時隨地要到國外旅游的太少了。每一位都掌握了很豐厚的資源,物質的資源和人的資源,如果這批人開始對于文化、對于中華民族的價值有認同感,他的影響非常大。絕對比學術界和政府影響大。
    我現在做長江管理學院人文委員會的主席,也常常在長江做學術報告,長江應該以人文精神和儒家的人文精神成為它辦學的基本理念,實際運作如何很難說,但是真正在今天影響最大,對年輕人就是經紀人的觀念。經紀人在西方是非常嚴肅、非常重要的問題,所謂經紀人就是知道自己的利益,在相對市場擴大自己的利潤,只要不犯法。下面體現的價值有自由價值、權利價值和法制價值,這個西方現在最重要的價值。把現在所有價值加起來能不能面對中國的大挑戰是不可能的。我等一下說為什么,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了不起的,作為一個文化心理學的分析,中華民族從鴉片戰爭以后受到那么大的屈辱,民族自覺、民族發展不說情緒,那種感情是滲透到社會各個階層,中華民族在100多年來社會斷鏈,但是釋放出來的能量不可估計的。但是能量有人說在個人崇拜,這個能量在改革開放以后轉到經濟,不得了。你到世界各個地方去旅游,你到澳大利亞、西歐、美國你感覺到他們工作沒有像中國人這樣勤奮。日本有很多過老死,但是也沒有像這樣這種奮勉激進,不管為了什么,這種忙碌,為了下一代,希望把自己的財富和經濟能夠跟下一代分享,這是人類文明很少有的,這是豐富的資源,中國除了是寬容的文明以外還有一個是學習文明。特別從鴉片戰爭以后我們成了向社會各個國家學習的偉大文明。如何成為經紀人,面向世界大挑戰做出貢獻,有一些其他的核心價值,就是儒家的核心價值,不是一般的亞洲價值,它是扎根在東亞的世界價值,全球的價值。這些價值包括公平、包括同情、和佛教的慈悲。包括責任、包括社會和諧,到底社會的和諧和個人的尊嚴配合起來?理性和同情、道德和公正、責任和權利都怎么配合起來?每一個中國的知識精英,這兩種價值都是在我們身體中扎根了,西方的文明包括美國的文明,對于公正和自由的評價,平等的自由他們一定選自由,理性和同情多半選理性,個人尊嚴和社會和諧多半是選個人。權利和責任多半是權利,他們必須要向儒家所代表的亞洲價值,扎根在亞洲的普世價值。
    面對未來,儒家代表的人文精神,不是一個簡單的人文精神,它所能夠面向的世界、面向未來可能最全面,因為它體現了四個重要的層面;一個是個人,怎么樣把個人的身和心能夠整合?所以很多各位從佛教學會了修煉。另外,一個人一定是關系網絡的中心點,一個人不是自己修身的,各位可能對佛教很有興趣,但是不會說里加出走,現在北大有幾位最杰出的學生準備出家!對精神世界對宗教的向往,這在企業界也是很流傳的。大半修煉是走修身哲學的。關系是家庭、社會、國家乃至人類社會。美國沒有這塊,美國只有國家利益,不管聯合國還是社會,它是抗衡的一個政治機制,你要講國家利益至上競選不上,你講中等利益至上也競選不上。另外,自然的觀點特別重要,人類如何和自然保持和諧?人性和天道如何相輔相成?這些觀念對我們來生疏了,根本不知道講的是什么!在19世紀的末期,每一位只要是東亞人,對我剛才提的觀點是耳熟能詳,沒有人不會背四書的,沒有人不知道什么叫天人合一,也都是經驗,是一種簡單的理念。現在沒有了,這個東西怎么來恢復?我想不僅是中國大陸的工作,必須跟海外各種價值系統連接。我們做了最重要的一個項目是文明對話,把儒家豐富的資源和世界分享。儒家四個佛教徒,有儒家四個伊斯蘭教,關心政治、參與社會、注重文化。這些知識分子如果文化要復興,一定要靠政府、企業、媒體、學術和知識精英,多半是公共知識分子,在企業界儒商就是在企業界的公共知識分子。這個文化復興的任務是大家都要分享的,企業界影響最大。謝謝!很抱歉我講的時間長了一點,我希望有10分鐘時間請各位提出觀點,我來做總結。


提問:我是在04年三亞的時候聆聽過您的講授,7年時間過去了,您比以前瘦了一些,我有一個問題,在當前這種浮躁和功利社會,儒學對我們人自身反思或者病變您有怎樣的建議?第二,我想說您對企業或者對于我們國企企業價值塑造應該對儒學有怎樣的理解?

杜維明:聯合國在2004年開了一個社會發展高峰會議,從市場經濟社會要創造財富不可或缺的機制,我們三亞建立7年,中國不僅成為市場社會最難重新再恢復的市場社會,因為這個市場經濟成為市場社會最突出的表現。錢和權融在一起,學術界應該做深刻學術研究,使得知識分子事業擴展,同時使得整個文化界包括媒體、包括娛樂、電影電視素質提高,現在我們整個文化界浮躁,庸俗,影響到知識界動蕩不安,知識界的動蕩不安整個影響到學術界,現在大半教授不做學術研究因為有很大的誘惑。假如我們從培養孩子開始重新反思,我們希望孩子變成什么樣?50年以后我們希望他們是什么樣?我們的發展是不是完全不顧任何代價的發展?我們對生態環保的理解,地球不是我們祖先所給我們的財富,地球是無限子孫要依托我們。我希望我們文化認同是開放的,特別對我們在中華民族各種不同民族的文化豐富。再有就是加強我們的個人反思。謝謝。

提問:是這樣的,我們個人沒有辦法大量傳播和影響的話,我們認同的比較少。在社會大環境中認同比較少,我們自己個人在承擔儒家思想的時候會損失自己個人的利益,我們怎么堅持個人的修身?謝謝。

杜維明:一,我們現在需要的不是去宣傳,是需要自己的了解。像北大只有5%的學生知道什么是“大學”,這是中國經典中最短的,我們希望經過10年努力讓北大的學生知道什么叫“大學”,為什么這個民族有那么多的問題,包括2億人從農村到城市基本是安定的,大的環境是好的,因為在每個人意識里是反對儒學的。你到海外去發現我們心靈不是日本文化,不是美國文化是中國文化,那跟儒家是分不開的。我們對下一代的教育都受儒家的影響,一開始沒有了解,因為變化太大了,原來一個大的文明最怕的是你根本不關心,逐漸就死了。你提到日本,日本和韓國叫儒商,以儒家文化來行商的人太多了。日本專門教育,從德川1901年開始教育日本商人,見利思義。我們以儒學作為對象,比如說李嘉誠,很多成功儒商這方面歷程很多。我們應該以什么樣的價值來塑造自己,只要一開始愿意了解這個轉變會非常快。

提問:現在我觀察到地方上的企業家對這種國學,地方企業掙錢了以后比較認同,反而在北京、上海搞金融的或者小部分的一些具有國際化視野,經常出國這些人,不太接受儒學,但是占了很高的制高點,這是比較頭疼的問題。

杜維明:現在有很大的改變,以前的高企真的要學企業管理都是找西方最重要的企業管理家。很多對西方企業的觀念所提出的觀點開始質疑,另外要走一個新的文化認同,我們以什么樣的方式把我們的價值帶出去,因為所謂軟實力有一個標準,你所能夠身體力行的價值都與人分享,我們贊成人權需要有私權和人權,我們要自由。比如說責任感的問題,對善心,人權最能有說服力。最近這幾年中小企業受到了很大沖擊。如果中小企業這些力量被消解,市場經濟再往前走就很難。我現在不擔心通貨膨脹問題,也不擔心硬著陸問題,巴西60年代是世界發展最快的國家,10年沒落。日本在80年代如日中天,日本也有10幾年低靡。不要說30年,5年、10年我們碰到的挑戰也很大。


提問:我們集團在全國兩會的時候,有記者我們董事長說我們靠什么走到國外?我們董事長說靠我們的地理文化,當時他們不太理解,說在孔孟之鄉,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整個世界經濟危機的時候我們出去收購人家,是不是有乘人之危嫌疑?我們董事長當時就笑了,說這個答案你到哪塊調研一下就知道了,我想聽您給我們解釋一下,到底孔孟文化之所以能走出去,為什么能走到今天?您能幫我們圓一下這個夢嗎?

杜維明:孟子在意識形態當作是主觀唯心論,孟子是我研究的主要課題,孔子你提到基本原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跟西方有很大差別。在國外,你對敵人要仁慈的要愛,愛你的敵人,這叫以德報怨。孔子說以德報德,人家對你壞你對人家好,人家對你好,你怎么辦?所以人家對你好,你對人家好,人家對你壞,你首先要反思,是不是我做的不對,如果不是,那就是侵犯,國家是有法律的。對我完全不公正的,我是要繩之以法的。我剛才講了,你要眼前的利益長是長遠的利益?三個原則在21世紀是不可或缺的,你要學習、再學習。你必須要能夠寬容,但是你要有創新,同時你在創新和寬容基礎下要內共贏,你不僅考慮自己,要考慮你的競爭對手,如果你們兩個碰到是零合游戲就是你死我活,如果不只是零合游戲還有更大空間,你可以合作可以雙贏。這些都是現代企業精神。舉一個例子,平常講企業管理有一個坐標,左邊是效益,右邊是團結,上邊是平等,下面是自由。現在向下滑,你企業的創造力效果能不能維持?如果你所有資金都擺在國企,所有擔憂都擺在維穩,是不是你自由創發力?效果要受影響。中間走中庸之道,怎么走是非常困難的。孔孟之鄉也體現了基本價值,在21世紀是有一定影響的。
(文稿來自速錄,未經審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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